说起韩愈，大家并不陌生。他的标签，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。这么说，还是距离咱们普通百姓太遥远了。其实韩愈依然“活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大家去翻一翻《汉语成语词典》，就会发现里面有几十页的成语都是属于韩愈的。有人统计，韩愈一人就创造了三百多个成语，了不起啊！

业精于勤、力挽狂澜、踔厉风发、地大物博、秀外慧中、轩然大波、痛定思痛、垂头丧气、耳濡目染、坐井观天、冥顽不灵、飞黄腾达、蚍蜉撼树……总之，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，很有可能就是出自韩愈的智慧。

韩愈的品格中，有一种难得的风骨，就是“怼”。他发言真率，无所畏避，怼天，怼地，怼同僚，怼上司，怼宰相，怼皇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“怼”的本义，是怨恨，但是在近年的网络环境中，“怼”成为一个网络常用语，语义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今人口头常说的“怼”，有不服、辩解、反驳、唱反调、顶撞、对着干等丰富的含义，具体如何理解，还要看应用的语境。本书中所用的“怼”，已经不是它的原意，而是采用了如今网络上常用的意思。

这样说来，韩愈岂不成了“杠精”？不是说韩愈有意跟人唱反调，喜欢跟人抬杠，不是的。他的内心有杆秤，“不平则鸣”，该说时一定说，绝不会吞吞吐吐，刻意隐藏自己的想法。韩愈仕途中的几次大危机，也是重大挫折，都缘于他的直言极谏。他明知谏诤的结果是被贬，但“不平则鸣”是他的本性，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，他一定会去谏诤。而屡屡怼人的结果，就是韩愈被冠以“狂”名，知交柳宗元说他狂，宰相也说他狂，甚至连皇帝都说他狂！韩愈少年时就自称“楚狂小子韩退之”，后来更反复说自己“狂妄”“狂直”“戆狂”。所谓狂人狂言，狂，正是韩愈在时人眼中的真实印象和形象。

狂人韩愈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人生启示就是：活着就要战斗！看看他的战斗故事！

爱提意见、不肯将就的“职场新人”

贞元十一年九月，韩愈到了东都洛阳，他在这里幸运地遇到了他的贵人——董晋。董晋是做过宰相的，绝对是资深高官，当时以兵部尚书充东都留守。董晋任东都留守不过数月，贞元十二年（796年）七月，汴州兵变，朝廷任命董晋为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，治所就在汴州，而韩愈则随董晋成为入幕之宾。这是韩愈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而且地点很高，因为汴州号称“天下第一雄镇”，这差不多像是今天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做公务员。

韩愈在汴州，感董晋的提携之恩，愿意贡献才智，输效犬马之劳。但细玩字句间的意思，他还是有点淡淡的哀愁。此间虽好，终非久留之地。贞元十五年（799年）二月，董晋字汴州去世，韩愈护灵归其原籍安葬。韩愈离汴州不出四日，汴州的军队大乱，留汴的官员，多遭屠戮。因董晋去世而“失业”的韩愈，很快又入徐州张建封幕，基本实现了“无缝衔接”。

张建封自贞元四年起，即为徐、泗、濠节度使，他也曾当过宰相，有礼贤下士之名，且“文章称天下”，这又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官僚。韩愈在长安期间，因马燧而识张建封。李翱也曾向张极力推荐过韩愈，说韩是数百年仅见的“豪杰之士”。大约张对韩愈印象不错，愿意接纳他。贞元十五年春，张建封先将韩愈安置在符离，供其衣食，秋八月，韩愈就受牒为节度推官，开始了第二段幕府生涯。

韩愈的第二段幕府生涯，跟汴州时不大一样了。徐州幕中，他对节度使“发言直率，无所畏避”，甚至一再进谏，露出了诤臣本色。

贞元十五年秋，韩愈刚入幕，了解到徐州节度使幕府的工作时间是“晨入夜归”，“非有疾病事故，辄不许出”，管理非常严苛。他感到不妥。九月一日，即上书张建封“论晨入夜归事”。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对上班时间过长提意见。在节度使的幕府工作，打个不很恰当的譬喻，或许有点像今天给私营企业的老板打工，双方有雇佣关系。在私企上班，大约事事都要听老板的，苛刻的老板，对员工用到极致，加班或许是常态。而给唐代的节度使干活，自然要听节度使的，上班时间多一点、少一点，那还不是节度使的一句话吗？估计一般人都不会提意见，即便心里嘀咕，嘴上也未必敢说出来。但韩愈不一样，他是“不平则鸣”，直截了当就说出来了。韩愈的诉求是，“寅（约凌晨五点前）而入，尽辰（约上午九点）而退；申（约下午三点）而入，终酉（约下午七点）而退”，中间有退出休息的时间。用今天的话讲，韩愈是希望执行八小时“弹性工作制”，相对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。而且他认为，这样一点也不影响工作。

韩愈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劝说的文章用了好多排比句，彼此两边写。他说，如果您答应我的要求，一方面，天下人会觉得：“执事之好士也如此，执事之待士以礼如此，执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，执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，执事之厚于故旧如此。”这是从张建封的角度谈。另一方面，天下会觉得：“韩愈之识其所依归也如此，韩愈之不谄屈于富贵之人如此，韩愈之贤能使其主待之以礼如此，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。”这又是从自身的角度谈。用今天的话讲，您采纳了我的意见，就是“双赢”。您礼贤下士，从善如流，有容乃大；我不谄不屈，不卑不亢，辅弼有功。韩愈说得头头是道，如此“热闹”，但节度使有没有答应，不得而知。

之后，韩愈又对张建封打马球进谏，不但作诗，还有上书。打马球是唐代极流行的娱乐运动。韩愈谏击球的诗是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》。这首诗有点长，而且相对来说，韩愈的诗都比较难读难懂。但是，诗确是好诗。简单讲，此诗用了汉赋“劝百讽一”的手法，对于张建封打马球的英姿勃发，大大赞叹了一番，什么“侧身转臂著马腹，霹雳应手神珠驰”，真是写得神采飞动，犹如健儿。节度使看了，当很舒服。只是在最后四句，略微规劝忠告了一下：打马球只是游戏，忠臣还是应该上马杀贼啊。如果您把击球的这股火热劲头，放在为国打仗上，岂不是更好？

客观讲，韩愈的“讽”，是含蓄的，规劝也算得体。张建封也不是“油盐不进”，他居然回了首《酬韩校书愈打球歌》，可谓“放下身段”，显示气度。其中说“儒生疑我新发狂，武夫爱我生雄光”，等于风趣地“回绝”了韩愈的进谏。这运动强身健体，有什么不好？最后四句“韩生讶我为斯艺，劝我徐驱作安计。不知戎事竟何成，且愧吾人一言惠”，张建封也不是深闭固拒，起码表示了韩愈的进谏是惠人的良言。

与诗相比，更加直接的，是进谏书信。韩愈径直对张建封说，打马球“有危堕之忧，有激射之虞，小者伤面目，大者残形躯”。马球真是危险运动，轻者面目受伤，重则摔下马来，导致身体残疾。韩愈如此直白地劝谏，话就更不好听了，张建封看了注定不会欢喜。

徐州幕中的酒席宴会也是常有的，韩愈诗中写道：“妖姬坐左右，柔指发哀弹。酒肴虽日陈，感激宁为欢。”显而易见，韩愈虽然坐在宴席上，却心不在焉。那些粉白黛绿的歌姬环坐左右，弹奏歌唱，但韩愈毫不挂怀！他对于这种很多人喜欢的吃喝玩乐，深深厌弃。

还有一首送给张建封的诗《赠张徐州莫辞酒》，韩愈话里有话：

莫辞酒，此会固难同。

请看女工机上帛，半作军人旗上红。

莫辞酒，谁为君王之爪牙？

春雷三月不作响，战士岂得来还家？

看出来了吗？“莫辞酒”是正话反说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规劝：“您别喝了！”您是君王的“爪牙”，辅佐之臣，您要指挥战士打仗啊！特别是在国家有事的时候，不能“春雷三月不作响”呀。这跟前面对击马球的劝说，如出一辙。

如把这几篇诗文串起来看，在徐州幕时，韩愈已是“刺儿头”，个性张扬，胆识过人，敢言旁人不敢言者。韩愈一谏再谏，节度使是否从善如流？恐怕不可能。张建封此时年纪已大，官位又隆，所谓“中朝大官老于事”，从他耽于享乐来看，颇具“奢靡之风”，恐怕早已失去进取之心。他对韩愈的谏诤，不会当回事。但韩愈该讲还是讲，无所畏避。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说韩愈：“黜于徐，盖以鲠言无所忌，虽建封之知己，亦不能容也。”说明双方闹得很僵。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，董晋去世后，韩愈作了《董公行状》；但张建封亡故，韩愈无诗无文，没有任何表示。如果说韩愈后来跟张节度使有不愉快，甚至闹些龃龉，都在情理之中。

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五月，张建封去世，徐州旋变乱，留后郑通诚被杀，韩愈因略早离开，又一次侥幸躲过危险。两度幕府历险，危险都迫在眉睫。徐州之乱，应该让韩愈更深刻地看清了一些事情，特别是对藩镇之乱，应有切肤之痛。国之弊政，韩愈看得清楚，心急如焚，但何时才能得到机会，为国为君进策除弊呢？

本书作者谷曙光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，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，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表达能力。《大唐孤勇者：韩愈传》通过“人物肖像+精神剖析+朋友圈互文”的结构方式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韩愈：不是“祠庙里吃冷猪肉”的古人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喜怒哀乐、亦庄亦谐的“我们身边人”。

全书分为“人设”“文章”“朋友圈”三大部分，语言平实，结构清晰，既适合一般读者品读，也不失思想高度。特别是在“孤勇”这一主线的贯穿下，整部书体现出强烈的精神感召力：韩愈的精神不只是“旧时风骨”，更是一种可以穿越时代的文化力量。